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我于四月十四日接到父亲三月初九亲写的手谕和叔父大人贺喜的手示，另外还有四弟的家信。从信中得知，祖父大人的病不仅没有康复的迹象，反而日益加重。父亲、叔父携各位兄弟服侍祖父已达三年之久，无一时一刻的闲暇，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如今只有孩儿一个人不能侍奉在旁，承欢膝下，没有一天能够尽到做孙子的责任，孩儿深知自己罪责深重，不能原谅！

最近听说华弟、荃弟的文思大有进步。葆弟的文章，因得到华弟的指点，也有一日千里的进步。远方亲人听了这些事情，也深感欣慰。

只是近日来，孩儿的身体很不结实，只要稍微用心思考，脸上的癣病就会复发。医生都说这要归结于心亏血热，以致不能养肝；热度太高，就会生风；阳气上冲，所以出现在头脸上。孩儿担心疥癣大发，就不能晋见皇上（二月二十三日谢恩，蒙受皇上召见。三月十四日值班，蒙受皇上召见。三十日又蒙受皇上召见），所以不敢用心去思考，每日严格遵守父亲大人的教导，谨慎地保养自己的身体。每隔一天到衙门办理公事，其余的时间尽量多休息，从不敢轻易出门。

如今衙门各项事务都已步入正轨，各个部门的官员对孩儿都很佩服，与下属之间相处得都很融洽，如水乳交融般不分彼此，同年人之间也非常和谐。即使孩儿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些照例的事务，也绝不会有一丝的马虎、怠慢，一定办得有条有理，这也是孩儿对自己的深切希望。

英夷（按：英国侵略者）先是践踏广东，今年又要求进入省城。幸亏徐总督办事干练，主控大局，外夷对他的能力心悦诚服，才没有强行进城。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英夷来侵扰，皇上龙颜大悦，欢喜至极（四月十五日上谕很是嘉奖，现附在一起呈上）。李石梧老前辈因病告假，朝廷改派陆立夫总管两江，他也不负众望，能够胜任此职。术士常说，皇上连年命运行在劫财之地，去年冬天才刚脱离此境。皇上也经常向臣下谈及此事，今年气象果然昌盛平安，真乃国家之福。

儿媳和孙子、孙女们都好。大孙子纪泽因为以前学习得太早，教得太宽泛，前不久刚读完了《书经》，请先生再把《诗经》给他选读一遍。晚上给他讲解《纲鉴》，正史大约已讲到秦国商鞅开阡陌的部分。至于李家提亲一事，孩儿认为桂阳州路途遥远，来往不便，因此已经向媒人唐鹤九回信说明，我家不同意此事。还有常家的亲事，孩儿认为他家女儿是小妾生的，据传他家的嫡生子女与庶生子女相处得并不和睦，而且又听说他的哥哥浮华刁钻，不够淳朴节俭，也不打算应承这门亲事。今年南陔先生到京城来，孩儿从未向他提起关于这门亲事的任何看法，相信他已经知道结果了。

纪泽儿的婚事屡次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未成功。不过想来孩儿当年也是十五岁才订婚，所以纪泽即使再过一两年定亲，也无不可。儿子有时希望父亲大人就在乡下选择一个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孩儿在京城自己挑选，总的说来要以没有富贵气习的人家为主。纪沄与郭雨三的女儿，虽然还没有正式缔结婚约，但相互之间已经以亲家相呼、以姻弟相称，已经是不会更改的事实了。二孙女配岱云的儿子，也已成定局了。这次就向父母详细告知这些事情，其他的事已在给各位兄弟的信中详谈，不再赘述。儿子谨禀。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檀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之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