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荀子本名况，又号荀卿（汉代人避汉宣帝讳，改称孙卿），赵国人，生卒年代已经无考，大约在公元前298—前238年间。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五十岁来到齐国，曾在齐襄王的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后因被谗，到了楚国，被春申君用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被废，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

荀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起初，荀子的作品以单篇流传，有三百二十三篇，西汉刘向校书的时候，将其整理校订，编辑成书，定为三十二篇，十二卷，当时称为《孙卿新书》。后来唐人杨倞为其作注，将其编为二十卷，才更名为《荀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荀子》。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据刘向《叙录》记载应该是荀子晚年在兰陵时写的。“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但其实《荀子》一书，并非全部出自荀子本人。一般认为，《大略》以下六篇，包括《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皆为荀卿弟子所记荀子之语及杂录传记，应该是汉儒杂录的，非荀子之旧。其他篇目，虽内容与荀子的思想多相吻合，但其真伪，在学术界也还有争论，如《儒效》、《君道》、《议兵》、《强国》、《仲尼》、《致士》、《君子》、《成相》、《赋》等篇，很多学者以为都有窜杂文字在内。

荀子的思想，综合了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的思想成分，而对儒学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人性、礼法、人的地位、名实关系的学说。

荀子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他关于人性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与孟子主张“人性善”不同，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好利之心、嫉妒之情、耳目之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是人的本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在他看来，人类这种好欲、逐利的本性与辞让、忠信、礼义等善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如果顺从人的天性，社会就会陷于混乱。所以他认为人性非但不善，而且根本就是恶的（《礼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换言之，人性本身是不能产生美和善的，美和善只能产生于后天之“伪”。

荀子所说的“伪”，指的是人类后天的教化和努力，其核心的内容就是礼。“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所谓礼，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就是荀子理想中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荀子认为，正因为人生而有欲，所以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去追逐，追逐而没有止境，就会产生争夺和混乱。先王为了避免这种混乱而建立了“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用此来规范人的行为，矫正人的天性，使人都能够“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进而达到社会的治理安定。这就是荀子对于礼的缘起的看法。

正因为“礼”具有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等多种内容，所以荀子提出了“隆礼”的观点，对礼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礼是治国的根本，是“人道之极”，“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礼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大略》），认为“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礼的存在与否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先秦儒家学者，对于礼都非常重视，但荀子所言的礼，与孔子、孟子又有不同。孔、孟也讲礼，不过孔子的“礼”更多显示出的是他对西周文明的留恋和向往之情，而孟子的学说则以人性善为出发点，故而将礼的实现更多地寄托于人内心的自觉和自我的道德修养。荀子则不同，他的礼论是以人性恶为思想基础的，故而加入了一些“法”的思想，不但“隆礼”，而且“重法”，非常强调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作用。“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性恶》）。在他看来，制定法律的根本目的在“禁暴恶恶，且征（惩）其未也”，人类的天性会使人去作恶，作恶就应该受到其应有的惩罚，否则就是赏罚不明，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引起混乱。“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正论》）。荀子因为主性恶，倡法制而被后来的儒家学者诟病，认为他是“大醇而小疵”，但也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才见得出荀子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儒学的发展。

从荀子的人性学说和礼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是并不乐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人类的失望和悲观，相反，他认为人性虽恶，但人与其他动物也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人有智慧。凭借这种智慧，人类可以建立礼义文明，从而摆脱天性之恶，进入美和善的状态。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天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三种力量，即天、地、人。这三种力量，各有自己的责任和职能，但地位同等重要。“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天论》），这是天、地的职责。而人的职责，则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即所谓“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因此，他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人应该“不与天争职”、“不慕其在天者”，而要“敬其在己者”，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从而做到与天、地相参，即在顺应、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从而达到为人类谋福利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荀子天人之分的理论可以说对中国古代天人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荀子思想中最著名的还有关于名实之说的理论。名实，即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其间的关系，是先秦诸子讨论非常多的一个问题。身处战国动乱之世，荀子深感名实不符的危害，所以对名实问题进行了极其深刻、完整的探讨。他认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谨守名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正名”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每一个新王朝的兴起，“都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他从三个方面对后王作新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制定名称的由来，在于“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确定名称同异的标准依靠的则是“天官”和“心”；而以“稽实定数”、“约定俗成”为制名之枢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荀子对于先秦的名实理论还有许多新的发展。在荀子之前，孔子和孟子对于正名的意义也都极其关注，但其着眼点主要在伦理方面，荀子的正名则在关注伦理意义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逻辑思辨问题。《正名》篇中关于“名”的逻辑分类，共名和别名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理论，论述都极其精彩。